傲月寒

《驯悍记》的诞生可谓是先苦后甜，以李亮大人日产数千的速度，此文却足足耗费了他三个月，概因此稿一度卡壳，被搁置一个多月。眼看大好时光流走，亮大闷闷不乐，某日晚哀怨地窝在床上看片，被老婆大人一脚踢起，勒令他将现有情节口述汇报，然后两个人一起参详。亮大这还是头一次与自己以外的人探讨未完成的情节，战战兢兢、颠三倒四幸好其老婆大人早已习惯他的说话方式，居然都听懂了。讨论、否决、延伸、跳出……头脑风暴搞到半夜两点多，豁然开朗，金光大道笔直向前，没几天就写完了。过程中充满惊喜，很多以前的死结，一点一点全都打开了，写着写着亮大不禁仰天长啸：“哇哇哇，我还在进步，我还能进步，我还年轻啊啊啊啊啊啊——”

“你不杀我？”“我不杀你。”

“因为我已是个死人？”“对，我从不杀死人。”

以上场景是不是看起来特眼熟？没错，只要看过古龙小说的，没有个不认识的。亮大在构思《驯悍记》的同时，就琢磨着给他以后的江湖故事设定一些类似的古派新游戏、新规则、新玩法，比如在他的江湖中有一些是能忍的，一些是决不能忍的；有些人必杀，有些人不能杀。举例：某人绝对不杀胖女人；某男可以打女人，但一定不打美女；“我一生都没有杀过一个胖子。”“因为你就是个胖子……”之流之流。

另，反骨仔外传的下一篇，出场者是身具破军眼的传奇妖太子，他即将与亲兄弟展开一场血腥异常的豺狼大战，“死人一地”的风格再度逆袭，晕血者慎入。

壹虎壹侠谈之李亮篇

第一次读到李亮，就感觉到他的与众不同，《傀儡戏》把传统的“以德报怨”讲成“以怨报德”的故事，致力于揭示人性的丑恶。回顾已经延续4年多的《反骨仔》，一个名词在我脑海里破壳而出——这就是“反武侠”。一方面，“反武侠”推动着武侠在关键点上的变革，已经在20世纪形成了一个武侠传统，将来回顾历史，李亮或许是这个历史链条中在21世纪拥有独立个性的一环；一方面，李亮“反武侠”又不同于传统，他在传统武侠对历史的失望中，拥有着那样多的热情与希望！

中国古代的侠文学创作，到晚清基本形成三大传统：源于唐人传奇的江湖奇侠、源于《水浒》的清官义侠、源于《红楼梦》的儿女情侠。三大传统把侠局限在一个固定的主流秩序里，曾经的意气风发，曾经的危难之际，一切都荡然无存。20世纪初，“武侠”从日本科幻冒险救国小说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侠在现代文化中的凤凰涅槃。“武侠”进入中国，梁启超等提出来的“大侠”与“公武”，为中国侠文学开一新境界。

平江不肖生的《近代侠义英雄传》，要“为近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写照”，虽然其影响远不如江湖奇侠，却掘开了一条以“侠之大者”来“反武侠”的先河。1959年，金庸《射雕英雄传》通过一个普通人郭靖最终成为保国救民大侠的成长经历，揭示了历史进步和人生成长的“必然性”道路，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成为武侠的标志。然而，仅仅十年之后，金庸却在《鹿鼎记》里发现历史根本就是“非理性”，深沉悲凉的历史智慧并非严密逻辑推理的结果，“侠”的历史功能随之消解，“武”的奇观功能随之消解。也正是从这里，侠的价值开始从群体向个体过度，从历史向现实过度。所以，金庸提出了两个命题：一是他在《笑傲江湖》里声称其核心是人的“个性解放”；二是他在《韦小宝这小家伙！》里说的“拳脚刀剑在机关枪、手枪之前毫无用处”，更重要的是，“现代社会的利益，是要求法律与秩序，而不是破坏法律与秩序”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人如何顺应而不是反抗秩序而成长。

20世纪武侠的任务，在于确立一个现代性的价值平台，从平江不肖生到金庸“反武侠”，反的是古典传统，从而在现代性宏大叙事中树立起武侠的醒目招牌，武侠从平民中成长，在历史的必然性逻辑中推动历史进步；而个人呢，则如历史上实有其人郭靖，时逢南宋吴曦叛宋降金，历史上的高桥土豪巡检郭靖，愤而投嘉陵江殉国，然后被淹没在历史的纷纭里了。20世纪武侠，处于一个以“忧患”为背景的历史时代，因此渴望着历史的必然。今天，历史主题已经从“忧患”上升为“发展”，新的历史背景要求新的“反武侠”，李亮就生在这样的时代之中。

进入新世纪，历史的必然性被时代潮流稳定下来，而人的必然性却因为旧有体制的打破而变得不稳定，人的命运、人的追求，成为新世纪新的突出主题。

2004年，都梁的小说《血色浪漫》于同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，通过钟跃民的人生经历，凸显了一个永远在成长、永远在超越、永远在颠覆的“在路上”主题，成为新时代新人生的标志。2006年，李亮发表了“反骨仔”的第一部，就叫《在路上》。“反骨仔”是命运不顺利的被迫选择的结果，他们不信邪，将“被选择”变成“选择”，在世人眼里，这种不合常轨，无疑就是对于必然逻辑的“反”。

反骨仔都是“有本领的平常人”——这曾是温瑞安对四大名捕的描述。然而，温瑞安采取了楚留香式的人物塑造模式，只有状态没有成长，因为温瑞安表现的是江湖的制衡之局，凸显的是人物的超强个性。而李亮不同，李亮的人物仍然是基于成长主题的，只是他写了和金庸不同的人物的反向成长。同样是从不幸的“极限情境”出发，金庸写人物的正面磨炼，李亮先写人物成为愤青。比之20世纪，愤青也许是这个时代更有特色的个性青年的标志。愤青不光是愤，他们有抱负、有锋芒、想有作为，然而实际上与理想背离，李亮因此又和王朔、苏童等等以“懒得”为标志的“文革”玩世不恭一代相区别。

反骨仔写到《驯悍记》，已经是第七集了。反骨仔们自己成长起来，以自我人生反观新一代愤青。骆九风就是这样一个愤青，聪明然而固执，倔强然而桀螯。他的境遇在他的眼中是挫折的，他的成长过程成了真善美被遮蔽而在生存压力中学会残暴、虚伪、冷漠的过程。李亮写了唐璜锲而不舍地最终协助骆九风成长起来的故事，从而在反骨仔们自己的反骨成长经历基础上，对“反骨”进行了新的界定——“反骨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作的奇迹，只要热情坚持得比冷漠更久，冲动坚持得比习惯更久，信仰坚持得比犹豫更久。反骨，随时都会让人惊喜。”由此，李亮完成了一个成长主题，而这样的成长，是在自我发展压力而不是生存压力下的成长——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成长。而到此时，李亮的反骨仔，也就由悲壮的苍凉英雄变成了惊喜的欢乐英雄。

这样的欢乐英雄，既不同于金庸，也比古龙的郭大路和王动们要超越了。